甄乾实在不敢想像，如果自己没有官身和世家双重保护，变成一户一滴汗水摔八瓣的自耕农，现在恐怕早就被官吏吃的连骨头渣都不会剩下。rg
忆昔开元盛日，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的确是封建王朝中少有的盛世，每斗米不过十文上下，两京斗米也不过二十文（长安和洛阳两地），面粉三十文，绢一匹二百多文，粮食布帛产量丰富，道路畅通，物价低廉，行旅安，商业繁茂。
唐朝一斗米的重量约有现在的65公斤，而唐朝的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4克，按照现代国际市场白银的价格取整计算4*6=5元人民币，唐朝一两白银以一千文计算，一文大致就相当于5元人民币，十文钱也就是5元人民币，购买65公斤米，4元就可以买到1公斤米，简直便宜的让人吃惊！
如果一个月收入元的人穿到盛唐时期，用工资可以买到75公斤米，这些粮食拉回到现代，按照每公斤5元计算，相当于75元，整整翻了十倍以上，想不发财都难。
当然这样的计算有一个的问题，也就是普通唐人的收入？
但是不要忘记了，安史之乱很快就要爆发！
唐代的粮价一直起起落落，《新唐书》卷51《食货志》：“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也就是，在唐太宗贞观初年，用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明那时候的大米还是很贵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曰：“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也就是，太宗贞观四年，天下大丰收了，流落到外乡的人都回归家乡，一斗米的价格才有三四文钱。
《新唐书》卷79《魏徵传》里也：“帝（太宗）即位四年……米斗三钱”。到唐高宗永淳元年，由于大唐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诸多原因，再加上天灾**，大米的价格一下子比太宗贞观时期飞涨了百倍，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如《资治通鉴》卷记载：“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到唐中宗时，虽然米价比贞观时贵了几十倍，但比起高宗遇到饥荒的年间还是要好多了：《资治通鉴》卷9记载：“是岁（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
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物价又下落了很多：《资治通鉴》卷1：“是岁（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到天宝年间，物价更是便宜：《新唐书》卷51《食货志》：“是时（天宝五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青齐间”的是当时山东青州、齐州一带的米价，明地区间的物价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几倍的价差。
可惜唐朝盛世的好景不长，由于唐玄宗后期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重用奸臣，放任地方节度使胡作非为，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从此曾经辉煌于世界的大唐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物价也是一路飙升。看下面这个记载：《旧唐书》卷114《鲁灵传》：“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为贼所围。……伪将（武）令均等攻之，累月不能克。……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斟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被安史叛军团团围困的城中，米价涨到了四五万一斗，而且还有价无市。也就是，就算是拿四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想买一斗米也买不到。这个价格，比起贞观年间上涨了1倍！比起开元年间也上涨了6多倍。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差别了！安史之乱以后的官方物价记录是：公元766年，一斗米8文钱，一匹绢为5文；公元78年，一斗米文，一匹绢为5文；公元8年左右，一斗米5文，一匹绢为8文。再往后的米价，基就在1文上下徘徊了。
相当于用现在的四十元买一公斤大米，当然是很贵了。这样的物价水平，已经是民不聊生了，正好昭示了大唐王朝正在一步步走向灭亡。
不管怎么，盛唐时期的物价是低廉而稳定，物产丰富、物美价廉，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妙和谐。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场动摇盛唐根基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先知先觉的甄乾当然没有闲着，暗中积极筹划着安身保命大计，一车车粮食悄悄的运进了仙台村，藏在了大山深处。
不管在什么时候，蓄意的囤积粮食都是重罪，甄乾在恒州附近有自己的粮行酒楼做掩护，这一切自然不会被人发现。
粮行、酒楼、粮油加工厂都是最好的掩护，盛唐时期的土地兼并也为甄乾提供了保护伞，几千亩的土地一年可以产出上万石的粮食，甄乾就像一只辛勤的土拨鼠，不停的往洞穴中搬运粮食。
这一切当然都是在有计划的预谋下进行，由于安史之乱前粮价过低，很少有粮行愿意囤积粮食，这也为甄乾的计划提供了便利。
虽然如此，甄乾大量暗中收购粮食，还是引起了当地粮价的波动，不得不从周边粮食产地运输粮食补充到鹿泉县。
唐代土地亩产可不高，上等田产出在二石上下，下等田产出连一石都不到，平均亩产在一旦多一点，所以经常多收了三五斗让农民无法生存（一石等于十斗，而一石等于一百二十斤上下，产量在今天看来低的吓人），这里的三五斗已经相当高了，并不是戏剧中的夸张法，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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