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觉得在上京城待得这一个月相当漫长，如同过了好几年，尤其是在他需要等待消息的时候，越是觉得时间长的吓人。
每一分每一秒在焦虑，他需要得知详细的情况，以了解契丹人的动向，但这一次他失败了。
这次契丹人的迁徙也使得大宋在契丹埋下的“钉子”完全失效，所有的黑手和密谍都无法渗透到遥远的草原上，这时候出现的陌生人显然非常引人注目。
商贾一道完全行不通，原本有大宋商贾的地方就有大宋的眼线，而现在则全部消失，即便大宋的密谍存在与契丹人之中，完美的伪装起来，但这也没用。
他们不可能轻易离开，也不可能向外传递消息，这实在是太过明显了。
唯一能打探到契丹人消息的也只有派出去的探马了，他们远远的坠在契丹队伍的身后，观察契丹人的一切动向，隔三差五的向赵祯汇报。
但这种最原始的情报方法却有着相当大的时效性，赵祯收到的情报往往是十天前的，当下契丹人在什么位置，在做什么他一无所知，也无法预判，时间间隔太长了。
在契丹人撤退的时候不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大宋的背嵬铁骑还在赶来，他们是大宋最为精锐的骑兵，只不过此次北伐只有一部分参加。
还有一大部分在遥远的地方训练，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向上京城进发了，只不过路途遥远，到现在才堪堪穿过平地松林抵达仪坤州的广义城。
还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到达上京城，而北上追击契丹人又需要大把的时间和情报，契丹人在草原上行踪不定，少有不慎连经验丰富的大宋斥候都能跟丢了。
按道理来说百万人不算少了，可谁知道进入草原之后，这数百万人根本不够看，轻而易举的就能消失在哪一片庞大的树林里，或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赵祯此时有些痛恨那个高原上的民族，为了对付他们，自己不得不把最强大的重装铁骑安排到了高原训练，否则萧挞里根本就没有机会带着契丹人走远。
赵祯当然不会停下战争的脚步，尤其是真宗皇帝的前车之鉴还在，当初澶渊之战大宋占据了极大优势，甚至大宋当时已经算是取得了反攻的胜利。
而在这时候却签订类似于城下之盟的赔款条约，实在是令人懊恼，事实上那一次是大宋距离收回燕云最近的一次。
赵祯不会轻易放弃这次北伐，四周所有影响大宋征战的因素都被赵祯解决了，即便是遥远的塞尔柱王朝都和大宋成为了“贸易伙伴”。
高原上的吐蕃瑟瑟发抖，大宋不找他们的麻烦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契丹人。
眼下的契丹也已经被大宋逼到了最北方，甚至离开后世的华夏领土，龟缩在广袤草原草原之中，但赵祯并不会停下征伐的脚步。
只要契丹人不投降，不归附大宋，战争就永远不会停止，在赵祯这里，选择至于俩个，要么臣服，接受大宋的统治，要么彻底灭亡，和后世一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留存在史书之上。
在战争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脆弱，所有的仁义道德都不值一提，当然这也适用于国家利益。
大宋的百姓到达临横府之后便开始了“疯狂”的劳作，汉家百姓的勤劳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勤劳似乎是从祖先的身上与生俱来。
不劳作就感觉对不起自己这条命，当然这种方式也是发家致富的最快办法。
所有人都想着现在劳累，日后自己就能清闲下来，转眼富家翁，可放眼望去，连赵祯这样的帝王都累成狗，天天盘算着什么时候退休，何况是大宋百姓？
真正富裕的人永远比下面的人要勤劳，他们知道贫困的滋味，知道失败的滋味，当得到财富和权利的时候更加难以舍弃。
反而是第二代或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第三代成为纨绔，他们不知道生活的来之不易，不知道财富积累的艰辛。
性情的百姓在劳作，即便是入了寒冬放弃了年货的准备也在所不惜，又是一年年关将至，大宋的百姓已经开始准备过年了，随着物资生活的富裕，大宋的百姓早早就开始准备年货了。
入冬之后，由于天气寒冷，庄稼地被积雪覆盖，农事渐少，这一段时间称之为“冬闲”。
但在现在的临横府却没有冬闲一说，虽然土地已经被开垦好，但百姓们却利用冬天的时间加固房舍，修建暖炕，契丹人的房舍可没有大宋的房舍那般舒服。
汉家百姓最会做的事情就是把生活的地方改造的适合人居住。
暖炕做好之后，男人们便前往树林之中打猎，孩子们前往采集坚果，以备过年之需，而女人们则是开始了拿手的女红，因为临横府刚刚被大宋拿下，百废待兴，工厂自然是没有。
过冬的物品也并不丰富，即便是朝廷向这里拼命的运送物资也是需要时间的。
纳鞋底，纺布，做衣，这些都是能赚钱的东西，没人会觉得钱多，家家户户都是如此，补充着本就不多的资源。
建设的速度很快，朝廷补给只是一部分，而来自民间商贾的补充却是最快的。
商贾永远都是最有“嗅觉”的人，他们在朝廷开始移民之前就统计货物，想尽办法的北上，刚好当迁徙的百姓到来时，他们带着货物也就差不多到了。
即便是百姓不舍得钱财购买货物，也多少有些必须之物需要购买的，再说他们把价格压的很低，以量获利，购买的人自然不少。
也为这些商贾赚取了好名声，迁徙百姓都是从腹地而来，自然知道这些东西在当地的物价，眼下便宜许多，自然是商贾照顾。
赵祯对此也非常满意，这些商贾终于能做到应有的但当了。
商贾无论古今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份，承担了看不见的社会责任，现在商贾们的行为虽然是本能，但也多少有了社会责任的体现。
赵祯自然不会错失良机，下旨嘉奖了几家降价最“狠”的商贾于是便出现了商贾纷纷降价，甚至是平价出售的情况。
受益之人自然是百姓，最少让他们把最难过的第一年熬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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