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剿灭发匪的曾大帅，如今已经垂暮了，早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反而是病体沉重。朝廷为了防止他成为第二个果兴阿，趁着他剿捻失利之际，连哄带骗的把他弄来了直隶。曾国藩的心中并不抑郁，他拒绝果兴阿三分天下的时候，便早料到了会有今日，用他一身的荣辱换中国的太平，他不吃亏。但他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他已经六十岁了，他能豁达的看待世事，却没办法躲过疾病。
保定城里的曾国藩，已经吃不动驴肉火烧了，沉疴新疾一并而至，肝病严重又脾胃亏弱，右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曾国藩是一代名臣，他并不是畏难退却之人，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别说天津是个大坑，就是刀山火海，曾国藩也会毫不犹豫的跳下去。可是他的病真的很重了，实在经不起这长途的折腾，更没有精力去和洋鬼子勾心斗角。但是朝廷真的没人了，奕欣坐镇中枢走不开，其他人不是分量不够，便是才不堪任。李鸿章在西南，左宗棠在西北，除了曾国藩，朝廷真的是无人可派了。
两宫太后的上谕里全是“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商量口气，给足了曾大帅的面子，这下子曾国藩不得不赴津“彻底根究，秉公办理”了。和圣旨一块到的还有个物件，那就是曾国藩为自己从江西*的寿棺——建昌花板，这不能不让曾国藩心有戚戚，此去天津凶多吉少。曾国藩没有像果兴阿一样骂一句“真他妈的不吉利”，而是平静的细细的交代了自己的后事。第一、此次赴津，带寿棺同行。第二、若身死，灵柩应回到老家湖南安葬，婉谢奠仪，概不收礼；第三、平生文章、著述，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能刻板刊行于天下。
曾国藩还留了信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官、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左宗棠在新疆抬棺出战了，他的老冤家曾国藩也在内地抬棺出战了一把，不过曾国藩的仗要难打的多。
曾国藩收拾东西需要几天，可是他知道天津等不了，所以他便先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国藩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另外赴津之前，曾国藩还纷纷致函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们这些平日与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给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为卓见所筹及者，尚求见示一二，匡我不逮”。
思虑良久之后，曾国藩还是痛下决心，给长春的果兴阿也写了一封信。大清近几年大乱渐平，洋务运动也搞得不错，但是实力依旧是很弱，如果和欧陆强国比划起来，肯定还是还是阿瑶吃亏的。但是如今国内一帮不通实务的秀才叫战不休，法国人也动不动就用开战来威胁，这场大祸到底能不能消弭，曾国藩也是吃不准。虽然曾国藩已经做好了退让的准备，但是他还是需要果兴阿的帮手，只有北满州站在了大清的身旁，才足以威慑法国人。果兴阿素来是尊奉朝廷的，而且他也早就放了话，不准许任何国家以武力侵略大清，曾国藩相信果兴阿还是会卖自己这个面子的。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两日后朝廷又下一旨，命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曾国藩也明白，如果自己对法国妥协，朝野舆论绝对饶不了他，自己的一世清名怕是要毁于一旦。可是他不能不舍弃自己的清名，大清正处于发展的时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开战的，他必须从大局出发，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得失。
怀着种种不祥的预感，直隶总督曾国藩一路颠簸由保定到达了天津，还没进城就被数百乡绅、百姓拦了驾。百姓们跪倒轿前呈禀，声称教案的发生是由于崇厚遇事偏袒洋人造成的，要求明断天津教案。曾国藩心情更加灰暗，他这次不仅要得罪读书人，怕是连百姓的民望也要失掉了，只能下轿草草安慰一番，然后便洒泪离去。
法国方面也在继续施加压力，曾国藩刚进天津城，法国公使罗淑亚和主教樊国樑也到达了天津。直接到三口通商衙门与曾国藩、崇厚见面，罗淑亚口气强硬地提出四项条件：赔修教堂、礼葬领事、惩办官吏、查拿“凶手”。过了三天，罗淑亚又照会曾国藩，威胁曾国藩如不将张光藻、刘杰及天津提督陈国瑞处死抵命，法国水师提督将带兵船到天津，彻底将天津城夷为平地。崇厚还到租界拜会了罗淑亚和法国新任驻津领事德微利亚，要求通融一下，饶过张光藻等人，而罗淑亚一点面子也不给。新任天津知府马绳武，带绅民代表去找罗淑亚求情，罗淑亚也是面沉似水，不予理睬。
曾国藩只能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与此同时，在崇厚的几番劝说下，曾氏勉强答应将天津道周家勋撤职，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如此，除了崇厚，天津的领导班子被一撸到底，悉数落马。依照曾国藩的本意，张、刘二人平时公正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羊的方式来向洋人示好，实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一问责，当时教案的最高责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绝非道、府、县三级官员，倘秉公处置，崇厚须负主要责任，地方官吏顶多算协从之罪。然而崇厚头顶有恭亲王这层保护伞，且又肩负赴法之命，曾国藩也奈他不何，唯有哑巴吃黄连，默默生闷气。
也正因是非对错念头于心中不断交战，奏折刚一发出，曾国藩就后悔了。他对幕僚吐槽道：“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而自己心头一软，答应处置本地官吏，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不出所料，朝中清流果然全都开始狂喷曾国藩，大恨他不能一味强硬，完全拒绝法人要求。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也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本来老乡们视为与有荣焉的物件，现在也悉数被击毁。最最爱惜羽毛之人，却执行最最容易玷污清誉之事，似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了。若非为了国家和大局，曾国藩真是宁可自杀，也绝对不干这脏事。
曾国藩即便后悔，也没耽误了他做正事，一边后悔一边也没忘了查问实际案情。曾国藩弄了数百名当初闹事的带头人，询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竟无一人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他又逐一讯问了教堂的一百五十余名中国教民，也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也没有一遗失幼孩之家前来报案。所以曾大帅得出了结论，迷拐孩子作药的事“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当即定下“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的处理原则，这个原则于情于理都是妥当的，可惜这跟社会舆论就大相径庭了。
查明了实情之后，曾国藩找崇厚联名上了个奏折——《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其中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教堂终日闭门不开，莫能窥则，其可疑者一；中国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尸，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以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所以曾国藩希望朝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亲王等诸人有意删改，还是崇厚暗中做了手脚，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点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人说话，一时舆论哗然。曾国藩自然是有口难辩，只能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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