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豆在戛纳的展映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评价
影片从开头到结尾运用了大量写意，大片大片的红色与青灰色形成鲜明对比，有如中国水墨画，带着浓郁的东方神韵
在这绚烂的染布坊的色彩中却是内容的沉重，影片中张一谋意图抨击罪恶的封建时代，和根植心灵的礼教思想
特别是菊豆最后那把火燃尽染坊燃尽罪孽燃尽生命，正是想告诉观众：即使破晓未到，黎明的曙光也降临了，一切都将结束。
这部影片具有一种希腊悲剧般的力量。在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展现了三代四人之间剧烈的情感冲突。他们各自痛苦的内心世界，他们彼此纠葛的爱恨情仇，他们与社会伦常的屈服和角斗，其两军对峙般的惊心动魄实乃中国电影所罕见。全片从头至尾紧凑异常，悬念迭起，其内在的张力和戏剧冲突如密集的雨点砸在每一场戏的每一分钟，毫不拖泥带水。
“菊豆想要表现的主题是女性在当时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压抑之下的喘息，在反封建意识上更令人深刻和令人深省，毫无人性的封建社会的遗毒不仅存在于每个人外部的社会躯壳上，还深深的扎根在那一代每个人的心中。
充满性意味的偷窥被放大到紧张的程度，在中国人的基准人性中，因为压抑带来的偷窥**一直很强盛，对他人的**的偷窥，对性的偷窥。抑的中国没有变，压抑中国的礼教没有变，被压抑的中国人也没有变。“
张一谋在一次看片后的酒会上对这届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如是阐述自己在电影中想要表达的思想
作为知名艺术片大导，虽然对中国的历史不那么了解，但是对于电影中的艺术思想贝托鲁奇却是只看了一次就ge到了那个点
“是的，我看懂了张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菊豆和杨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健全的人，但却早已经被吃人的礼教砍去了四肢，只能躲在桥下又或者是地窖中释放彼此的爱与怨。“贝托鲁奇很喜欢菊豆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他沉吟了一下接着说道“特别是在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准确表达，就是那个一群人在给孩子取名字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有在那个地方的场景，让我莫名的就感觉到一股规则的味道“
“那个地方叫秩序堂在电影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地点“
就像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在和贝托鲁奇交谈的这短短时间里，张一谋就仿佛是遇到了自己的钟子期，贝托鲁奇感兴趣的每一个点都是张一谋自己心中想要表达的，想要拍出来给观众看的点
贝托鲁奇的每一句话仿佛都搔在了张一谋的点上
就像秩序堂，电影中出现的这个地方是在位于徽州的黟县南屏村取景的
这个秩序堂分上、中、下三厅，下厅是吹奏鼓乐的地方，也可以搭台演戏。中厅为礼堂，可举行祭祀仪式，上厅为享堂，楼上放置本族的祖宗牌位。
祠堂高大威严，人处其间必产生敬畏之情。参加祭祀还有严明的规定，包括与祭人员要穿戴与身份相应的衣冠，祭品的定式等等
通过参加这种场面宏大、礼节繁多的仪式，可以增强族众对所在宗族的自豪感。有的家族还规定，年龄稍长之后的男孩子都要参加宗族内一些礼义和祭祀活动，以使他们从小掌握做人的规范，懂得各种礼节，形成特定的思维模式。
“在过去的中国，秩序堂或者说祠堂，往往就是族规的象征，是一个家族精神教化的圣殿
而这代表规矩的秩序堂就是封建礼教下对人性的最大禁锢的代表
我想告诉观众的就是当这种规矩成为一种规范，衡量的戒尺掌握在别人手上的时候，规矩就没有感情可言了“
对于自己的电影能得到贝托鲁奇这位大师的看好，张一谋心中的高兴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特别贝托鲁奇还是这届电影就的评委会主席，那是能个人就能决定金棕榈归属的存在
“张你对电影的把控比起红高粱时候又更近了一步，你在菊豆里表现的更像一位导演而不是摄影师了“贝托鲁奇称赞道
“是的主席先生在菊豆之前我拍电影一直是站在摄影师的角度，不太重视调动演员，不太重视挖掘人物内心，更注重的是电影的整体风格、造型和视觉冲击力。
菊豆虽然仍有“染布作坊”一类形式感的东西，但却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屁股坐到了导演的位置上。“对于贝托鲁奇能准确的发现自己在电影拍摄上的变化张一谋心中很是激动
这说明，贝托鲁奇对自己的并不单单是商业吹捧，而是实实在在的有关注过自己，关注过自己从红高粱时候的不成熟到菊豆现在的进步的
“没错张你更像个导演了，你的变化很明显，不但对于电影的把控更加到位，而且对于演员的调教也是进步非常大“贝托鲁奇笑着把话题从电影延展到了演员上
“是的，主席先生说的没错红高粱中之所以能表现那种狂放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男主角姜文的表演。
姜文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演员，所以他演的那个人物就非常有光彩。反过来再看那时的巩俐，就会发现我那时候的功力还局限在只能提供给演员一个很好的造型与形象上
仅仅两年之后，巩俐在菊豆中的表演就有了质的飞跃。
这就充分暴露出红高粱时期我作为导演还不会导演，对巩俐这样的新人我就无计可施，但是自己会演戏的姜文就帮了我的大忙。”
谈兴正浓，感觉遇到了知己的张一谋一点都没有自曝其短的尴尬
他感觉自己这次来戛纳最大的收获不是让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了自己的电影，不是在那么多片商面前推销了菊豆，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在这里遇到了真正懂自己的贝托鲁奇
只是张一谋肯定没想到的是，比起他电影里想要表达的那种对封建礼教的控诉，贝托鲁奇更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把握电影里那些或隐晦或直接的关于性的镜头拍摄的
“张先生，你是如何掌控那些通过性来表达思想的镜头的尺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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