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排座位的两个女生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米兰的皮靴和巴黎的香水，她们热心地互相推荐便宜的免税店，面前摊着各自做好的购物攻略。那里面店铺的位置和所购商品的编号都写的一清二楚。出国之前她们和陈盈只在交流会上见过一面，因此她的担忧根本不足以引起她们的注意。当陈盈走过来问她们是否知道当前的准确时间时，她们似乎更为她打断谈话而不悦。
“到了机场自然就知道。”她们生硬地丢给她这一句后重回之前的话题。
陈盈无心讨好她们，也明白她们确实无法提供帮助。于是她回到自己座位，拿出之前打印好放在背包夹层里的电子邮件，在字里行间辨认约定的接机地点。她记得负责安排宿舍的老师说过，她们全都要作为房客住在不同的丹麦人家庭里，而她的房东将是一对年逾六旬的老夫妇。她查看过地图，住宿的地方在一个老年人小区里，和位于市中心的学校相距很远。
没有人喜欢起早贪黑，把大把时间浪费在路上。面对这样的安排，她也争取过。校方列出她选择宿舍的要求：安静，人口少，离学校近。筛选一番后，这个家庭无疑是最匹配的。
“这个家庭只有两位老人，没有小孩也没有宠物。”联络老师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她有些垂头丧气地和房东联络，从对方回复的一连串拼写杂乱的英文句子中寻找需要的信息。她住的区域很偏僻，已经在首都辖区之外，需要穿过一个小镇才能到达。地图显示住所对面有一片树林，树林过去是广阔无垠的大海。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哥本哈根国际机场。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陈盈推着行李车接受海关检查时，脑子里能想到的只有床——一张舒服的床，哪怕只有床垫也行，让她可以恣意躺下，马上入眠。颈椎在几小时前已经抗议，飞机靠椅上的高枕垫让这几段骨头疼痛难忍，现在它们彻底暴动了。
到达时正是当地晚饭时间，又加上是周末，机场里除了零星的工作人员和刚刚到达的旅客，再没旁的人。保洁员坐在清洁车上一丝不苟地打扫青灰色花岗岩地面。整个机场是钢管结构的设计风格，深蓝色的电话亭，醒目的黄色方向标识，还有朴素的硬木制楼梯随处都彰显出北欧现代建筑的简约特色。陈盈看着拐角处那些铺着针织套的座椅恨不能立刻躺下。她虚弱地走在行李车后面，几乎没有力气压动把手。那些含有不认识字母的丹麦文字使她眼花缭乱，她打起精神辨认英文单词，在陌生的世界寻找出路。
在朦胧的意识中，她隐约记起房东的模样，这两位好心的老人把照片贴在他们最近一次联系的电邮附件里。她当时只匆匆忙忙打开看过一眼。男主人有一副爱尔兰人式的红色脸膛，一头剃得很短的白发。女主人面色苍白，褐色的短发下闪着明亮的蓝眼睛。照片里他们都穿着宽松的旧T恤，身后的白墙明亮又干净。
怎样才能找到他们，成了她面临的难题。机场很大，她从打印出的邮件里看不到接机的地点。她已经围着机场出口走了几圈。她的黑头发和矮小的身材格外显眼，不少高大的丹麦人好奇地打量她。这窘迫的情形增加了焦虑的情绪，她着急地拿出手机，却只看到该显示信号强度的栏位仍在不断刷新。她只好捧着手机站在一旁，等待连接信号服务。
“你是陈盈？”有人用英语问。陈盈在人群中寻找声音来源。过一会儿，她终于看到年迈的房东向这边走来，在隔离带的另一侧朝她招手。
刚才在全身蔓延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消散了。她看到那似曾相识的脸也微笑着挥起手。他简单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一把抓过陈盈行李箱上的把手提起走了。陈盈知道他叫约翰，今年六十五岁，没来的女主人名叫约娜，正在家准备他们的晚饭。
“你们的飞机晚点了。”约翰用有些蹩脚的英语说，“我在这里多等了半个小时。”
“真是很抱歉。”陈盈尽量想说点安慰的话。约翰目测有一米八五，然而这样的高度在这里只达到平均值，她需要小跑着追上他的步伐，以免他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
“还有十分钟就开车。”他说。
陈盈跟着约翰左拐右拐，此刻正在机场外面公交车站。这是个半露天的公交站台，木制长椅的头顶上是倾斜的玻璃板。此刻已经进入夜晚，深蓝色的天空满是闪耀的星宿。车站旁边的售票窗口已经关闭，约翰指导陈盈用丹麦克朗在自助机上买票，之后他们就一起坐在椅子上。约翰从上衣兜里掏出打火机开始点烟。
“来一根吗？”他敲着烟盒问。
“从不，谢谢。”她看他嘬着烟嘴深吸了一口，把烟灰弹进风中。这个车站只有一路公交，靠近站牌的垃圾桶边全是浅褐色烟蒂。
“中国人都不吸烟？”他心满意足地看着她。
“也有人吸，不过公共场所很少。”她有保留地说。
“这可是特别的享受。”约翰掐灭烟头，顺手向垃圾桶一扔，“丹麦不生产烟叶，所以以前只有女王才有抽烟的特权。”
“男女老少都吸？”陈盈看着旁边一个和自己差不多高的男孩，看起来像是个高中生。他的食指和中指间也夹了一根细长的香烟，关节处有几块被尼古丁熏得发黄的印记。他手里正拿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
“这个没限制，就像吃糖一样。咱们该上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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