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墙之隔，不，是一块玻璃之隔的金仙洞。rg
蔡元培、陈仲甫、钱玄同、王家维、周树人、辜鸿铭、胡适之，正坐在女子口中的“烈性炸药”之上，更不知道隔壁的雷音洞里有一场谈判。
七个人神贯注于“云居四宝”的第三宝：宋徽宗镇墓兽。
此物在四宝中最大最沉，藏在顶层秘道中偷看的秦北洋，担心这头镇墓兽会不会把条案压断了。
王家维教授侃侃而谈：“宋徽宗赵佶，北宋的亡国之君。靖康之变，天崩地裂，金人攻占汴京，他与儿子宋钦宗一同被掳到松花江边的五国城，父子二帝被关在一口枯井之下。”
“宋徽宗是文人皇帝，自创‘瘦金体’，花鸟画‘院体’，将诗、书、画、印合一，兼具写实写意，几千年来罕见的艺术天才，比之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不知强了多少倍。但论起治理国家，又不知差了多少倍。宋徽宗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传中的镇墓兽，均为形象可怖，面容狰狞的怪兽。天下第一大才子皇帝的镇墓兽，却是一只仙鹤。只可惜并不完整，身体中部有大片残损，必须依靠铁架子站稳。
秦北洋居高临下俯视，无法判断镇墓兽的灵石是否存在？但他感觉不到仙鹤的灵性，自己的和田暖血玉坠子，以及九色均无反应。
但它很像在天国悬崖下救过自己的白鹤——飘逸高冷，细长鹤足，犹如翱翔白云的仙子，尖利的鹤嘴直指苍穹，似要引吭高歌，一飞冲天……
长袍马褂的辜鸿铭夹着眼镜赞叹：“清朝内府藏有宋徽宗真迹《瑞鹤图》，盘旋在宫殿上的十余只仙鹤，工笔细腻，形神兼备，充盈皇家之气，乃是宋画精品。”
穿西装的胡适之却提出疑问：“宋徽宗被金人掳到北国而亡，为何还会有镇墓兽？又出现在云居四宝之中？”
王家维答道：“宋徽宗被金人葬在河南。宋金《绍兴议和》，金人将宋徽宗骨骸送还南宋，葬于绍兴永佑陵。南宋灭亡后，元朝盗掘南宋皇陵，这尊镇墓兽必是落入元人之手。”
“元朝忽必烈大帝，将这件宝物赐给云居寺，成为云居四宝的第三宝。”老刺客做了最终解答，“你看这它的残损严重，因在挖开宋徽宗地宫时，仙鹤杀死大量蒙古士兵。元人推出火铳，方才击碎镇墓兽心脏。”
大家围绕仙鹤镇墓兽一圈，发现背面刻满瘦金体书法——天骨遒美，逸趣霭然，如屈铁断金，至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处藏锋，挺劲飘逸。为“瘦筋体”，但以“金”显尊贵，乃是宋徽宗的独创。
“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钱玄同读出镇墓兽上的文字，“宋徽宗被俘后的诗，时运流转，颇有李后主在汴京做阶下囚之感。”
最后一段瘦金体，出自《论语·微子》——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辜鸿铭大赞：“宋徽宗非但精通书画，亦尊崇礼教，有宋一代，程朱理学发扬光大。”
“存天理，灭人欲，理学贻害中国七百余年至今。”陈仲甫抓住机会反击，“辜先生，您的辫子早该剪了！”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您在北大课堂上的讲话，我等早已领教过了。”钱玄同站在陈仲甫一边，“晚生以为，《论语》、《中庸》、《大学》等等，就是中国人心中的辫子。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除孔学，废除汉文！”
胡适之忍不住提问：“钱先生，若真的废除汉文，那该采用何种文字呢？”
“玄同之意，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
“世界语？”辜鸿铭自然明白ESPERANTO之意，“荒唐！”
“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改革中国之语言文字，扫除孔教之千年流毒，任重而道远！”
面对后生可畏，辜鸿铭曰：“从前有户人家，守着老祖宗传下的无价之宝，比如这云居四宝，却看到隔壁家阔气了，便把自家宝贝部砸烂，以为这样就能跟隔壁同样阔气。”
“任何宝贝沿用两千年，只能是一堆装饰品。即便云居四宝，可当饭吃？可织布穿？只能满足我辈文人的虚荣罢了。”
“我生在南洋槟榔屿，母亲是西洋人。可以，我辜鸿铭是半个洋鬼子。我十岁时去英国读书，临行前，父亲在祖先牌位前告诫我：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母亲对我关照：记住，中、国、人！”
蔡元培在陈仲甫与辜鸿铭中间：“借欣赏云居四宝之良机，我们在石经山金仙洞，辩论孔教之存废，对中国未来之命运，一百年后之生活方式，倒是比云居四宝更重要。当年，我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辜先生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我请辜先生来北大讲授英国文学，也邀仲甫先生来做文科学长，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请辜先生继续赐教！”
“有如此大学校长，实乃中国大幸！我在欧洲学习生活十四年，掌握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这些年，我又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让西洋人见识东方文明之精髓。”
“辜先生之精神与毅力，仲甫深感佩服！但东方文明在西洋人眼中，不过是满足其猎奇心的玩物罢了。”
纵然，陈仲甫战斗精神十足，面对辜鸿铭这样的大家，也要客气三分。老刺客抱着双臂，同样听得饶有趣味。
“三年前，辜某英文拙作《春秋大义》在欧洲出版，阐明中国人具有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君不见，欧洲大战已过四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西洋也在反思，为何会爆发一场自相残杀的浩劫？仅仅是德奥集团与英法俄联盟的矛盾吗？不，我必得从文明领域寻找，如何解决西洋人的问题？我给出了答案——孔孟之道，儒家文明。启蒙思想大师伏尔泰，早已指出了这条明路。”
“辜先生的有理。”王家维摆出和事佬的态度，“西洋人有科学作为武器，而我们中国人既要学习科学，但也不能放弃固有之文明。”
“您所言固有之文明，却又被袁世凯捡回来，不但恢复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辜鸿铭笑着：“君不知，我曾当面顶撞袁世凯。当他死后，北京城哀悼，唯独我请了戏班子庆贺三天！”
“诸位，在云居四宝面前唇枪舌战，倒是让我这辈开了眼界。”胡适之开腔了，面对蔡元培毕恭毕敬，“校长先生，我建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安福俱乐部问题到欧洲大战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二十八年后，胡适之成为北大校长，当年即已锋芒毕露。
眼看这场讨论绵绵无绝期，王家维打圆场道：“哎呀，都忘了千辛万苦爬到这山洞，只为一睹云居四宝的风采——第一宝，金仙公主手书《心经》；第二宝，吴道子画终南郡王李隆麒像；第三宝：宋徽宗仙鹤镇墓兽；那第四件宝贝？”
刺客“老爹”早已收起仙鹤镇墓兽，从密室里取出第四宝——却是个沉重的石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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