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綎走后，高务实便笑着道：“若是我猜得没错，百里峡的生财之道，大概是在北边？”
曹淦大吃一惊：“你少爷怎会知晓？”
这一声“少爷”，可是在没有刘綎在场的情况下叫出来的，高务实心里颇为满意，但更满意的是曹淦的反应。
看来我的估计没有错，百里峡真正赖以为生的买卖，真的是和蒙古人交易。
高务实并不是和朝廷里面的某些大臣一般，持着坚决反对和蒙古人进行任何商贸的思想。在高务实看来，明朝对蒙古的贸易不仅有利可图，甚至因为大明有着完全碾压蒙古的巨大经济体量，大可以达成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蒙古各部的目的，因此他不仅支持对蒙古进行贸易，而且希望大力扩大这种贸易的规模，直到蒙古各部形成“离开了大明根本没法活”的严重经济依赖。届时的蒙古，说是大明臣属，有何不可？
这才是高务实前世作为一个小小政治人物所养成的思维定式：能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坚决不用政治手段能用政治手段解决的，坚决不用军事手段。
我坚持要有能打死你的能力，但我同时坚持，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开打。毕竟，打仗这种事，第一难免损耗太大，第二难免出现意外。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用经济手段逐渐控制蒙古，使蒙古渐渐为我所用，难道不比倾全国之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去打下蒙古来得划算？再说，即便打下蒙古，汉人难道去蒙古左建一个城，右建一个城？不适合农耕的蒙古草原，汉人得花多少力气去维持占领？
除非生产力和军事革命已经达到后世那般程度，否则高务实都坚持认为，以蒙治蒙才是长治久安的好办法。
更何况，蒙古人不仅可以跟汉人化敌为友，甚至还可以跟汉人成为战友：要知道将来说不定还有野猪皮会跳出来为患，需要蒙古朋友出兵和大明配合一下呢当然，现在还不是朋友。
曹淦这么一问，高务实便哈哈一笑，但没有回答他的话，反而继续问道：“你们和蒙古人交易，你们卖什么，他们卖什么？或者说，你们是以货易货？”
高务实这么一问，倒是让曹淦有些兴奋起来了，道：“蒙古人需要的东西可多着呢，绸缎、布绢、绵花、针线索、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子啥玩意儿都喜欢，啥玩意儿都要。”顿了一顿，又道：“至于咱们，收得也算宽泛，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这些，咱们也都收。”
高务实略微诧异：“为何我们还有水獭皮能出售？蒙古没有？”不得不说，高务实的对野生动物的了解不怎么样，他还以为蒙古那边各种兽皮应该都很是充足，连带制皮技术也很先进来着。
“水獭多在河流湖泊边栖息，蒙古那边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相比咱们就少得多了，再说他们平日以游牧为生，反倒不是经常去猎捕水獭之类的东西。而蒙古冬天颇冷，水獭皮对他们很是有用，再加上咱们汉人手巧，制皮精美耐用，因此蒙古人很喜欢找咱们汉人买水獭皮，特别是蒙古贵人们，都喜欢水獭皮。”曹淦解释道。
高务实又想了想，问道：“你们不卖那些铁锅之类的东西？”
曹淦摇头道：“铁锅这等物什，价格倒也不能说不划算，但官府、边军也有时候会查。小人是觉得，反正做其他买卖也能养活百里峡这一帮子人，犯不着为了几口铁锅犯禁，惹得官府侧目，自找麻烦。”
高务实赞道：“好，你这个想法很聪明。”然后又问道：“不过我听说官市并不常开你是走的私市这条线？”
其实蒙古人与汉人直接的贸易往来根本就没怎么断过，远的不说，就说大明，永乐年间，阿鲁台就与明朝开始了“朝贡贸易”，“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这种“朝贡贸易”属于官方间的贸易，主要出于蒙古封建主的请求。他们希望通过朝贡获得加倍的回赐，取得绸缎等他们自己生产不了却又很想享用的高档产品。
这种“朝贡贸易”与百姓之间互通有无的互市贸易是性质不同的商业活动，与游牧和农业两种经济之间的交换活动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不是说过么，“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明初的“朝贡贸易”是与当时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贸易方式。
到了明中期前后，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成化十六年，在明史里被称为小王子的达延汗消除了蒙古社会内部的割据和混战局面。嘉靖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年来收养残秽兼之卤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令小王子、吉囊、俺答诸部落，可三四十万，视昔之奔命穷荒，不见马矢者，盛耶？衰耶”。
可见这个时期蒙古畜牧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一方面使得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畜产品作为商品而用于交换，另一方面自身也出现了“部落众多，食用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必然要萌发出对外贸易的强烈要求，以便用自己的畜产品来换取汉人生产的粮食及其他生活消费品。而当这种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蒙古统治者就只能发动战争，企图打开与汉人进行贸易的大门。“庚戌之变”其实就是这类战争的一个缩影。
在这段时期中，尽管蒙汉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民族间的战争时断时续，但其实在民间却已自发地出现了贸易活动，史称“私市”。
“私市”并非近来才有，实际上早在弘治年间就已经出现了，“近闻北虏进贡多挟马入边私市，市者得之皆以归势家，因取厚利”。“厚利”之下，商民必趋之若鹜，“远近商贾多以铁货与虏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尽管大明朝廷颁发了一系列的禁令，企图禁绝“私市”，但是蒙汉间的贸易活动是蒙古与汉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大明朝廷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所能窒息得了的。
错非如此，来年高拱怎么可能借机推动“俺答封贡”这桩大事？可见做这件事是有各种基础的，大明朝廷只要有个能够真正站在实际立场看问题的政治家，就一定会顺势而为。
私市，就是这种基础的一个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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