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节这三天假期原是不该讨论政务的，不过规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尤其讨论政务的这十几位大臣胸前全都是仙鹤补子，甚至好些都穿着大红纻丝的蟒衣、斗牛、飞鱼等赐服，那其中的性质就不同了。
在这种局面下，就算是皇帝本人亲自走过来，也必然不会说他们乱了规矩，只能说“诸位爱卿公忠体国，朕心甚慰。”
皇帝虽然坐的远，但毕竟御座的位置最高，内阁与七卿这两桌开始“交头接耳”，他是可以清晰入目的。
若是在往常，这六位阁老加朝廷七卿共“十三太保”，在这种情况下互相开始“讲小话”，一般只能是临场发挥写颂诗，即写给皇帝的祝寿诗。然而写祝寿诗的话，不会每个人长篇大论——写首诗才几句话，你还临时弄一篇汉乐府吗？
况且大臣们脸的表情也不对，一个个面色沉肃，全都一副国难当头似的模样，明显不是在说什么令人开心的话题。
皇帝微微蹙眉，先观察了一会儿。从高务实连续与徐学谟、石星、王锡爵舌战的情况，朱翊钧便猜到此时应该是在议论《革新驿站疏》的事。
但直到此时，朱翊钧都清楚的注意到，高务实虽然面临几位重臣的车轮战，但始终泰然自若，一副信心满满地模样。而对他发动攻势的大臣，谈着谈着就闭了嘴。
高下胜负可立判也。朱翊钧对此很是欣慰，心情也轻松起来。
但申时行的亲自下场之后，局面就还是有些不对了。朱翊钧敏感的发现，此时的高务实似乎更多的是在充当一名听众，即便偶有发言，说话的时间也非常短，看起来只是在询问某些细节。
与此同时，申元辅本人的面色也不太对劲。朱翊钧认为，如果申先生也是在谈论《革新驿站疏》的相关问题，那从他与高务实的表情来看，明明已经局面占优，为何脸色也如此凝重？
这显然不合理。
朱翊钧其实一直都是个极聪明的人，他在高务实多年的影响下学到了许多思考方式，尤其善于联系各方面的情报来分析人物，因此他很快想到锦衣卫报告的那件事。
是了，申先生原来并不是真的辩倒了务实，而是使出了拖字诀，用一件大事压下去另一件大事，他是在逼务实权衡哪件事情更重要，或者说……更紧急。
朱翊钧恍然大悟，甚至不需多想就猜到高务实在这件事会如何抉择。
作为高务实的十年同窗，他太清楚高务实的作风了：和平时必以内政为先；临战时必以克敌为先。
务实一定会选择先把图们的危险遏制住！朱翊钧心中断定。
后世之人对这位万历帝的评价很有意思，如果一个人只读过袁腾飞的书，会认为万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垃圾、守财奴、怠工主义者；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明史》，会认为万历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明朝那些事儿》，会认为万历是一个不够勇敢、自甘堕落的人；如果一个人只读过《万历十五年》，会认为万历是一个很复杂、很奇怪、经常表现得自相矛盾的人。
可以理解他们，真的，每一种说法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所看到的，的确都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某一方面的表现。
袁腾飞，一个历史老师，一个既得利益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宋粉，一个地地道道的愤青。他站在文官士绅阶层的角度去看待万历，那么万历皇帝确实不是一个好东西。
《明史》本应该是一部信史，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书中但凡与某些事有关的地方经常都会被恶意刻画。尤其是该书的后半部分，落笔者的丑陋嘴脸与后世的BBC之流简直如同一个模子里刻画出来的一样令人作呕。
当年明月是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文人，在当时的世界，具有人文情怀的人已经不多，他刚好是一个，非常难得。他站在人性的角度去剖析万历，虽然限于篇幅、限于文体，或许不能说得太多，但依旧从他的角度让其读者认识到了，万历是这个世界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黄仁宇作为一个学者，抛开对人的偏见，他从大历史的角度去诠释万历一朝，相对透彻，也比较深入。但是很遗憾，在波诡云谲的万历一朝，就连万历帝自己都很难说是不是主角，更大的可能，他也只是一个让后人觉得可惜、可怜甚至可悲的背景板罢了。
倘若没有高务实的干预，万历帝的一生，原是与权臣、文官、士绅集团斗争的一生。既然有斗争，那就必然有输有赢。
遗憾的是，他有他爷爷的智商，却没有他爷爷的坚持；他有他父亲的用人之明，却没有他父亲圆滑容忍；他有成祖般的军事敏感，却没有成祖般的一言九鼎。
所以，如果没有高务实的存在，万历帝的一生注定是个悲剧——哪怕他足够聪明。
他一生的前二十年，被一团名为张江陵的阴影笼罩着，他在权臣的阴影中不断被压迫、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直到他有一天意识到：我是皇帝，我才是皇帝。
于是，他心有不甘，他愤恨着，他隐忍着。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如此勤政，如此努力学习，如此善思明断。而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为了能麻痹那个人，为了能恢复祖先荣光，配得他的身份。
在他懂事后的世界里，对张江陵的感情从来都只有傀儡皇帝对权臣的感情，表面他战战兢兢，实际他杀机盈胸。
他不会去思考张江陵是不是一个能臣，因为这种思考对皇帝而言丝毫没有必要。
历史的张居正可不同于此时的高务实，张居正是可以被取代的，而高务实至少眼下来看没有人可以取代。
更何况，拿下已经去世的张居正，影响再大也不会大过于拿下此刻的高务实：张居正代表的几乎只是他自己，而高务实代表的却是一个力量巨大的集团。这个集团有文有武，有官有商，动一动就可能是天下大乱。
历史的万历帝在他20岁的时候发现，这团笼罩在他头的阴影终于消散了，他迫不及待的去抹掉这个人带给他的屈辱、带给他的一切压迫，仿佛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抹掉了这个人存在过的证据之后，一个20岁的青年迫不及待的想要独揽朝纲、励精图治、振兴大明。
然后，他就被文官集团当头给了一棒。与文官集团的不断斗争使他发现，他虽然是皇帝但却一无是处：他没有自己的班子，之前那个班子，是那个人留给他的，当他清理了那个人的一切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不过是个孤家寡人。
他拿什么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去斗争？他的任何命令只要违背文官集团的意愿，就根本出不了紫禁城。
于是他不甘心，他开始抗争，开始争吵，开始无休无止的与文官集团拉锯，最后他发现根本没人鸟他。虽然文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从整体而言，他却又远远不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对手。
于是他明白了，也妥协了，不是他清洗了那个人存在的一切，只不过是另外一群人想要清洗那个人存在的一切。
他的人生失去了意义，他开始反思自己所作的一切，既然他的存在改变不了什么，那他到底又为何存在呢？他失望了，也失败了，他赌气一般的不去朝，自己给自己关了禁闭。
既然有我没我都一样，那还要我干嘛？可是人生毕竟很长，经历了漫长的堕落之后，他发现他需要给自己找点存在的意义了，毕竟他还是皇帝，他还是想要为大明、为自己再做点什么。
他总结了许久，发现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人，也没有自己的钱。
没有自己人，就没有话语权；没有钱，在这个世界就什么事都干不了。大明的窟窿太多了，仿佛一个无底洞一般，而重新有了目标的他还是想要去填一填。
可笑的是，文官集团自从那个人死后就变成了铁板一块——哦，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就算不是铁板一块，也没有一个人是他万历帝的自己人。
他没有他爷爷的运气好，因为他没有找到另一个张璁，他只能找到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阉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斗争，他已经明白了大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本就是个聪明人，所以他想要去改变。
直接向百姓征税是不行的，百姓已经很不容易了；勋贵宗室的钱也白拿不得，因为他们或许不算大明的统治基础，但一定是天家的统治基础；那就只好征士绅的税、地主的税、圈地文官们的税了。
于是他发明了盐矿税监，他派出了自己亲近的太监去收税，去给朕弄钱，有了钱，朕就能跟文官集团掰手腕了。
结果呢？结果太监就被士绅们的家奴打死了，结果士绅们就鼓动家奴佃户闹民变了。
想从我们手里拿钱？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自古皇权不下县，皇，你越界了！懂吗？
然后，掌握舆论的文官们就再一次开始骂他，当然更骂太监。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哪怕没有太监愿意下去了，他也坚持着，许诺太监们好处，说你们既然冒着生命危险为朕收钱，那咱们就四六开。
终于有人愿意下去了，看着自己的钱一天天变多，他笑了。虽然每次收来的钱其实并不多，但是大明够大啊，积少可以成多啊。等朕有钱了，朕就有话语权了，朕就可以和文官掰手腕了，朕就可以励精图治，振兴大明了！
但他的运气似乎依旧不太好，连续打了数次大仗，把他辛辛苦苦捞的一点银子花掉大半，虽然钱还是慢慢多了，可惜他也老了。再然后，他死了，他的儿子听信大臣们的忽悠，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他大半辈子的积蓄花了大半……然后儿子就死了。
回顾他的一生，清算张居正一事被人说成是恩将仇报，却不知作为皇帝，张居正对他的“恩”该是从何而来？自古恩自来而施于下，岂有恩自下来反施于的道理！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此前的那段时间里，根本就是下颠倒、君臣易位，哪个皇帝能真心忍受这种鸟气！
收矿税一事更是挖了文官集团的祖坟，因此文官集团直到鞑清时期还在骂他，竟然炮制出“明亡于万历”的神论——别闹了好吗？没有万历出钱打仗，以三大征之全胜为大明朝再续了一波威严，这大明能不能有泰昌朝都难说，就更别提什么天启、崇祯了！
万历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像他爷爷那样固执得如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同时也没有他爹爹那样完全不在乎个人荣辱，更在于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的张璁、高拱。
可是，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因为他的智慧不足，而现在的他，却因为高务实的出现把以问题都给盖过去了。
他没有嘉靖的强硬，但高务实有足够的手腕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他所对付不了的文官集团现在被高务实弄成了三派，然后拉住一派、打击一派、稳住一派，朝廷政局看似斗争激烈，最终的决断权反而到了他这个皇帝手里。
他没有隆庆隐忍，但高务实却也不是高拱那样的犟脾气直性子。他和高务实都是聪明人，又是多年同窗，两个人互相试探一波底线，很快就达成了妥协。从此你做你的圣君，我做我的贤臣，大家君臣相济，和衷共荣，创个亘古佳话何其美哉！
朱翊钧轻轻吐出一口浊气，转头看了看沙漏，朝伺候在一旁的陈矩招了招手，将他唤过来吩咐道：“待会儿散了席，你派人去见一见务实，把锦衣卫交来的消息都给他。然后你跟他说……就说朕的意思，下面该怎么办，早些拿个主意来。另外，如果他觉得这事最后要打仗，怎么打就让他安排吧——不过最好让周咏出头来说。”
“是，皇爷，臣明白了。”陈矩这次没有自称奴婢，因为是政事所以用了“臣”，但他又补问了一句：“呃，皇爷……这仗打是不打全问大司徒么？您可有什么要交代的？”
嗯，其实陈矩不是问皇帝“可有什么要交代的”，而是问“可有什么要暗示的”——宦官话术而已。
但朱翊钧只是笑了笑，摇头道：“朕没什么要交代的。这些事情呐，务实一定会比朕考虑得更周详，你只管带话就行。”
“是，皇爷。”陈矩再次躬身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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