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离开火车站，沿街挨个儿的店铺问寻人家是否招工。
有的带答不理地给个白眼，碰到生意不好脾性坏的就送给乡巴佬一个“滚”字。问到晚上，问到店店关门也没找到差事，夜里只好又回到侯车室。第二天同样。木滨倒也心无烦恼，急的是快一点儿找到差事，挣上钱。
那会儿他竟想起了四岁之后，爸爸每隔十天八天总要让他扒一次鸡窝，东墙边扒完西墙边垒，下次又西墙边扒完东墙边垒。每次垒完鸡窝小手上就会磨出血泡，每次扒鸡窝前哆哩哆嗦，可在爸爸严厉的目光下又不敢不去。每隔一天让他在院子里跑圈儿，从四岁跑到七岁时爸爸去世，最多的一次让他一口气跑了三十圈儿，跌倒了，坐在轮椅上的爸爸拿个柳条抽打他屁股，让他爬起来继续跑。
那时对爸爸的折磨产生了忿恨，现在想来却感到了爸爸的用心良苦。每张一次嘴问寻，远比小时在院儿里跑一圈儿垒一次鸡窝轻松，他不在乎什么脸色，在乎的是赶紧地有口饭吃，别把兜里的钱花净了。
第三天又问了两条半街，直到日落西山问过五六十家店铺过后，终有个饭店见他可怜接纳了他。让他在店外拉客人吃饭，回报是管吃管住不开工钱，木滨鸡啄米似地点头应允。骑驴找马，先吃上饭不用花钱再说。
早上饭店开门时擦桌子扫地，中午晚上饭时就在店门口拉喊过往的客人进店吃饭。这样五六天，在和工友们混的不生分后，打烊后的晚上十点多钟，他就猫头鹰一样飞将出门去。
在一家理发店门前犹豫了一会儿后，他鼓足勇气走进去，问人家是否招学徒。店老板看看旧毛衣袖口有断头的木滨，笑笑说我就一个学徒雇不起那么多人呢，木滨红着脸说我下工了闲、闲着也没事，给你扫地帮、帮忙吧。
白帮忙自然可以，老板点头。给客人洗头打扫地上的头发，每天理发店十一二点关门儿他才回饭店睡觉。一天不落天天如此，每晚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这一点儿，还真像他当长工时的爷爷。
货比货分好坏，人比人见高低。约莫十七八天后，理发店老板小孟相中了勤快能干的木滨，辞掉了原来的学徒，木滨终于成为了理发店的一员，而且是有九十块钱工资的一员。至此，在进入上海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他终于开始有收入了。
期间，木滨和年长他两岁的店老板小孟学会了理发，白天练手晚上琢磨，手艺飞进。换掉旧毛衣，理掉一头杂乱的长发，人倒也脱了土气有了分洋气。
两个月后的春节，木滨和小孟都没有回家。
年前年后的俩月，理发的不仅人多而且价格也高，相当于其它月份双倍的收入。吃住都是在店里，木滨几乎没有任何花销，年前他往家里寄去了二百五十块钱。舍着怀孕的媳妇儿和哑巴岳母在家，人不能回去钱回去也算减轻一点儿愧欠。并写信告诉媳妇儿说有了稳定的工作，要风茹好好养身子，自己一定在她坐月子前赶回去。
木滨一边给客人理着发，一边和小孟唠嗑当月的收入。木滨说孟哥我得成为万、万元户，小孟说我这辈子还想挣到十万呢，我在老家卖喇叭裤和皮夹克时就做的十万元户的梦。
客人出门后木滨发现客人落下的金丝眼镜，他追出去喊客人。客人五十岁上下，回店戴上眼镜说两个小兄弟不贪财，我和你俩说啊干理发要想攒钱得走高价位。还有啊等你们老了的时候，有一千万才算有钱人。
两句话把小孟和木滨说的立时懵了圈：这世上连百万富翁都没有，说什么“一千万才算有钱人”，这人八成是脑子里进水了。
更让他俩懵圈的是十几天之后。两人虽然文化水儿不多又都来自农村，但偏都爱看《新民晚报》。那天他们在报上看到了那位客人的新闻照片，由于那人的话打懵了两人，所以对他的相貌还记忆犹新。报上说那个人是外地一家大型国有电风扇厂的厂长，和厂里女财务副厂长携一百多万巨款潜逃出国了。
他们对那厂长携巨款潜逃出国并无兴趣，对他的那两句话却是回味无穷。
木滨问孟哥咱们店一年能、能有多少收入？小孟说大概一万三千多。木滨算算说除去房租和、和我的工资，你挣十万块钱得、得三十多年，能干到你秃、秃头谢顶。小孟说我得娶媳妇生孩子，干到那会儿也剩不下十万块。木滨说那个厂长说、说得有理儿，我们干理发的挣、挣钱得走高价。
于是小孟和木滨在喳喳了几个晚上后开始行动，把店里重新装修一番，挂上陈冲、刘晓庆等明星的电影画报，放起“小小的我”、“冬天里的一把火”等流行歌曲。大上海理发店是全上海最有名的国营理发店，凭的是手艺。他们的店改名为俏上海发廊，全靠发型时尚，把价格提到两块钱人数也看不出减少。俩人又把自己的发型捣扯美了，木滨成了披发大鬓角，小孟烫成了卷毛。
过一个月又装修升级一番，木滨建议把价格翻番提到三块钱，小孟犹豫着勉强同意。过几天木滨又建议价格提到四块，小孟瞪大眼睛，但人数还是不少。最后木滨说提到五块钱，小孟说大头兄弟想钱想疯了吗？
木滨说我、我没疯，来、来理发的人会、会疯。果然，价格提到五块钱，兄弟两个一天下来仍是忙忙活活，很多年轻人把来俏上海理发烫发当成了荣耀。高兴得小孟有时会敲一下木滨的脑袋，说你这个闷大头像一休哥一样聪明。
理发店的装修是在夜里关门后，两人自己动手完成的。所以八七年开春的头三个月里，黑白忙碌的木滨几乎没有了思念和担心媳妇儿的空隙。等到理发店涨完价步入正轨，木滨算计着预产期差不多的时候，就和小孟商量着，预支了六百块钱赶回家去。
离家半年，媳妇儿沈风茹和岳母倒也无恙。只是因了营养不济，怀孕的风茹面色黄瘦，转过身去木滨抹出了一把泪水。随即把网兜里的罐头打开端给了岳母，拿开媳妇儿手里织的半截毛衣，沏了碗麦乳精递了过去。
木滨找村委会开了证明信，拿户口本儿去乡里照身份证。上海的派出所要求办理暂住证，没有身份证是不行的。
等到了乡里负责人说不能给你办理，木滨纳闷了公社都改成乡了，时代变了怎么办身份证还要讲出身成分吗？负责人说你们家去年的公粮和提留都没交呢，交完了才能照身份证。把公粮折成款项和提留交了八十多块钱，这才把身份证的照片给照了。
晚上回到家，债主们闻着味儿似的都上门来了。木滨给他们分去了三百五十块钱，答应剩下的钱半年内还清，剩下一百七十块钱等着媳妇生孩子。
几天后儿子出生了，瘦的比墙角窜出的老鼠大不了多少，不过哇哇叫倒也欢快。当接生婆说恭喜你孩子是个“带把儿的”这句话时，木滨心里如同一块石头“咚”地落在了地上。从城里出城到村子不过五里地的路上，不下十几处墙上有“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的类似标语，先前对生女儿的担心变成了喜悦。
木滨跑到爸爸和奶奶的坟上烧了纸，一来要告诉爸爸和奶奶家里续上了香火，二来过年没在家，算是补上给老人的纸钱。
半个月后，木滨拿到了写着自己程木滨仨字的居民身份证。他默默地拿着身份证望了好久，半夜醒来还看了两次。是的，身份证上确实没有“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字样。这时才真正地感觉到，他是芸芸众生中平等而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一员，他才是属于这块大地的子民，这一天他等了二十二年。
然而在他幼小心灵中植下的自卑的雾霾，已经侵入他的骨髓，一张身份证是远远驱散不了的。心理的病毒抽丝般离开他的躯体，还得需要几十年时间。
回到上海，木滨和小孟一起把发廊做成了南市区档次最高价格最贵的理发店。每天晚上、每到周末人头攒动，两个外地小伙子在上海滩挣到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两年多的夜以继日，小孟有了一万五千多块钱，木滨除去还账和家里的开销，也有了四千块钱的存款。
俏上海发廊的生意，让多少个发廊羡慕的要死呢。可是八九年的春季，小孟和木滨却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离开，离开这个解决生计开了他们钱路的店铺。
那个潜逃国外的电风扇厂长，成了他俩人生财富启蒙的“一句师”，厂长的话让他俩在闭灯后的夜里探究了三年。厂长把理发店说成了一个攒钱的地方，而挣钱尽管不知道在哪里但绝不是在这里。厂长还说将来有一千万才算真正的有钱人。脑袋里住进了欲望的魔鬼，两个小伙子早已经等不急了。
他们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大学生为什么停课，只知道《新民晚报》上看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孟要跑去广东做批发洗发水的生意，去实现他十万元的梦想。尽管后来小孟没有像木滨一样挣下百亿财富，但也编织了自己人生的传奇。二十多年后两人再次产生交集，在杭州最高档的别墅区，小孟用“一个别墅换回了八个别墅”。
木滨虽然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门路，但也决意离开理发店，把自己再逼上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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