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贸易带来的受益现在已经成为大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自然也是赵昺的摇钱树，可也正是凭借着海贸带来的大笔财富才得以支撑残宋政权在琼州得以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并为复国所需积累了必需的经济基础，否则他们仅凭琼州弹丸之地养活二十万军队。而此次北伐之役的军费开支同样大部来自海贸的收益，才支撑到赵昺一直打到应天府，却没有让仅仅返回江南两年的国家经济崩溃。
现在即便大宋已经夺取了江南和两淮，掌握了传统意义上的钱袋子，但是要让这个钱袋子饱满起来还需要投入大笔的资金。不仅要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疏通运河及扩建港口等，还需要迁移人口，安置移民。并随着领土的扩大要支撑日益扩大的官僚队伍和军队，这都需要朝廷持续不断的投入资金，想要获得收益至少得数年，乃至十数年之后了。
所以大宋朝还需要通过海贸获得大量资金来维持发展，并为来日的继续北伐战争做积累。而凭借着过去的朝贡贸易方式是无法满足大宋对财富的追求的，这需要开辟新的航道，扩展贸易国家及打击猖獗的海盗，并能在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中取胜。
赵昺想到近代西方开创的一种贸易方式——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国人来说，提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我们会想到鸦片贸易，进而会想到耻辱的鸦片战争。而实际上，鸦片贸易不过是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之一，除此之外，这家公司还有哪些业务呢？
从十六世纪中后期开始，英国急于走上海外贸易之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也有从事海外贸易的自由，在大海和天空面前，世界上的众生是平等的。”和她有一样诉求的，是都铎王朝的王公贵族们，他们积极支持建立特许公司、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伊丽莎白授予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目的就是与印度、南洋和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
当然东印度公司不止英国有，实际上，其他欧洲国家也组建过专门从事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分别是荷兰、法国、丹麦、奥地利、西班牙、瑞典等。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贸易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牢牢掌控着东亚、南亚、东南亚等地的贸易市场。相比而言，英国东印度公司规模小，船只数量少，双方实力对比悬殊。
为了与荷兰抗衡，英国从香料贸易入手发起挑战。在英国尚无实力与强大的荷兰展开直接竞争时，他们选择暂时与荷兰合作，共同对抗葡萄牙势力，以求在香料贸易方面分得一杯羹。当在香料市场逐渐站稳脚跟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调整贸易思路，将主要进口商品由香料逐渐转向印度的印花棉布。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花棉布贸易迅速扩展，荷兰仗着资本雄厚，开始在亚洲压制英国商人，很快引起英国的不满。
对于失去市场的不满，两国的贸易竞争很快发展武装冲突，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及此很快就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经过三次英荷战争，荷兰败北，英国最终取代荷兰成为新的海上霸主。从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逐步独霸印度，染指中国，其主业则立足于南亚次大陆，通过税收获取主要利润。
当时的莫卧儿帝国，始终没能认识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反而在出于各种各样的眼前获得财政和商业利益和军事援助等利益考虑后，为其提供了各种方便。相继赋予了东印度公司自由贸易、随意设置永久性商埠、在商埠内驻军、修筑炮台的权利，后来，这些权利的范围甚至衍生到了内河航行权。东印度公司甚至掌握了最富裕的孟加拉地区的财政管理权，这等于直接拿到了印度的国库钥匙。
如果说将铁，铜，锡，麻黄，粮食，木材运出印度，和向印度输入丝，布，工业品，糖，盐等还属于贸易范畴内的殖民活动，那么抢劫国库这种事，实在是上不得台面的海盗行为。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这么干了，不仅抢劫孟加拉国库，在攻陷迈索尔首府时又抢劫了价值千余万英镑的王室珍宝。
此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以法律的形式又授予东印度公司行政权、铸币权、军事权和外交权后。从此这个拥有军队和属民的股份公司，实质上拥有了一个“国家”的特性，是地地道道的殖民地政府，成为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它还获得了协助统治和军事职能。
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并因为鸦片贸易引发了百年屈辱的鸦片战争，让国人对其行为十分不齿和憎恨。但是不能否认这种经营模式为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为英国殖民世界打下了基础，也验证了‘拳头大就是真理’，从而影响了后世百年的世界政治格局……
现下赵昺组建的皇家远洋贸易船队在贸易方式上已经有了东印度公司的影子，也是以最利润最高的香料入手，采用控制原产地的方式争夺市场，将把持香料贸易的波斯人逐出南亚地区；以援助和输出利益的方式在航线枢纽建立永久商埠，成为控制航道的据点和进一步开拓市场的桥头堡；而建立武装船队更是实施之初就确定的，不仅用来对付海盗，也可以威慑‘不长眼’的国家。
现在远洋船队已经在南亚地区站住了脚，抢占了这一地区大半的香料贸易，且凭借原产国的优势垄断传统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贸易，并向西进入阿拉伯海地区，抢占中亚市场。而赵昺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还想继续向西开拓非洲市场，可惜的是现下苏伊士运河早在几百年前被废弃，船无法继续前行。前往欧洲，暂时只能通过陆路搬运进入红海和地中海到达，他们只能止步于此当个批发商了。
相对于对南洋和西洋海贸市场的大力开发，赵昺对东洋市场则基本处于停滞。一则是前往日本和高丽要经过蒙元统治区，船队沿途难以补给；二则作为重要贸易地的高丽是蒙元的附属国，原则上与大宋是敌对国；三则东洋市场小的多，在海贸中占比很小。所以赵昺对此多是以走私贸易，交易也是以物易物为主，以获得东洋特产药材和需求量很大的硫磺。
但是现在不同了，既然东洋海盗闹腾的欢，自己就借机收编各路海盗，利用他们打开市场建立殖民点，让鬼子早八百年尝尝被殖民的滋味儿。而当下时机也不错，赵昺知道蒙元两次攻日，虽然大败不归，没有能够踏上扶桑之地，但是他们的入侵成了催化剂，让日本幕府统治转向衰落，再次进入了长期动乱时期。
幕府的经济基础来源于“关东御成败地”，在这里“成败”是“处分”的意思，指幕府将军有权管理，可随意处分的领地。这些领地包括“关东御领”，“关东御分国”，“关东进止所领”，幕府可在很多庄园和公领中设置地头的权力。顺便提一句，各国守护没有俸禄，一般也都兼任地头，从土地上获得报酬。
抗元战争后幕府没有得到没收自政敌的土地，所以幕府无法使获有战功而纷纷来到镰仓要求恩赏的御家人得到满足，从而破坏了由“奉公”取得“恩赏”的这个幕府同御家人关系的基础。如此一来加速了地头、庄官等既脱离“本所”，“领家”又脱离幕府，但是多数御家人却因战争负担而穷困没落了，开始把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或卖出。
这样就引起了经济混乱，御家人的贫困没落加速了御家人制度的崩溃，使得幕府经济基础被削弱，导致控制力下降。而早在抗元战争前，“百姓名主”中就有一部分上升为武士。这些新兴名主，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就利用反抗领主的贫困百姓名主、逃亡的下人和所从等下层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用弓矢甲胃武装起来，对抗幕府和领主，成为‘恶党’。
恶党的活动构成了对幕府统治的严重威胁，可还有一些不满幕府的御家人，出于他们反对幕府、蓄养自己实力的需要，往往才去拉拢把恶党的策略，如此幕府内部的矛盾也加深了。迄今而幕府为防止御家人领地分得过细、带来御家人的贫困，将御家人财产继承上通行的析产继承制改为惣领继承制，庶子由长子扶养。
有一些御家人就以“惣领”为中心加强团结，形成强大的守护，形成新的势力，各方矛盾激化从而导致内战爆发。内战进一步加剧了御家人之间的矛盾至此，不论是外样御家人或非御家人，大部分武士对幕府也心生叛意，伺机反叛。赵昺算算时间，叛乱的爆发的时候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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