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朝之后，赵昺留下吏部尚书谢枋得，问及张颂之事。其言事情之所以久拖未决，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是皇帝过问过此事，以当时形势认为必会严惩，以儆效尤，所以众臣不敢擅自处置。而张颂之过，论罪不过是处置失当，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至多也就是罢职降级，另行任用。
“谢尚书，此事已经拖了有些时日，尽快拿出一个章程。”赵昺想想因为自己几句话，就让张颂在京待罪闲置近两年，不觉有些愧疚。
“陛下，臣会督促有司做出决议，呈请陛下御批！”谢枋得点头道。
“嗯，如何安置其呢？”赵昺颔首又问道。
“如张颂这等罪官，降职以后按照惯例会安排到远州县履职，或是在州府之下做个闲职，不会予以重用！”谢枋得答道。
“朕记的这张颂还是有些能力的，仅因为此事就让其蹉跎下去，是不是不妥啊？”赵昺皱皱眉，他其实也清楚如张颂这等有了污点的官员，尤其是被皇帝亲自处置的官员，不被拔了官衣就已经是开恩了，再难得到重用，升职更是无望。
“陛下，张颂确也有些才能，但是担任地方州府正官此前没有先例，留京任职也难以受到重用，毕竟谁也不知道他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多半也是赋闲！”谢枋得明白皇帝觉得人才难得，但是这种受到皇帝点名的罪官，任谁也不会给好脸色。而他这已经说的很婉转了，其无论在那个衙门任职都会受到同僚排挤和打压。
“嗯，既如此你们吏部尽快拿出定议！”赵昺也知道官场的潜规则，谁都不愿意担风险，也都喜欢用四平，才上前禀告道。
“嗯，让其进来吧！”赵昺搓搓脸，喝了口茶道。
“陛下，要不改日再让其觐见？”见皇帝面带疲惫，陈识时征询道。
“这事儿拖得已经太久了，不必了！”赵昺摇摇头道。
“罪官张颂拜见陛下！”张颂进殿后，朗声施礼道。
“免礼，吏部对汝的处罚已经报上来了，降级一品，前往赣州下县任职，可有异议。”赵昺抬手道。他与张颂也就是一面之缘，对其的模样早已经模糊不清，今日再见其面目才逐渐清晰。细细打量，一年多的待罪生活下，其显得沧桑许多，显然这种日子并不好过，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罪官有负朝廷重托，处罚得当，吾并无异议！”张颂答道。
“嗯，汝前时上书献灭蝗之策，朕已经采纳，已经颁旨实施。此举利国利民，汝是有功的，朕可以免汝之罪，重新任用，可有什么要求？”赵昺道。
“此乃微臣的本分，不敢居功！”张颂再施礼，犹豫了下又道，“禀陛下，微臣尚有事关赈灾救荒之策，呈请陛下御览！”
“哦，汝为何不通过进谕司上奏，而要面呈给朕？”赵昺有些纳闷地问道。
“禀陛下，微臣数次上奏，被有司以为是无稽之谈，尽数驳回，只好借今日面圣之机进言！”张颂言道。
“呈上来吧，朕倒向看看汝又说了些什么，居然被屡次驳回！”赵昺有些好奇，前时他下诏求灭蝗救灾之策，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官员和士子皆可上奏。按说审查方面是十分宽松的，可其的上奏却数次被驳回，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可也勾起了他的兴趣，想看看这位待罪的官员到底写了些什么。
“是！”张颂从袖中取出一本折子双手捧着，有小黄门接过呈上。
赵昺当即就打开折子阅读，只见其中将救荒的核心政策总结为五项。前三项相当常规，分别是：国家打开常平仓；发放义仓（官府强制民众做的粮食储蓄）之米；劝有米的大户卖粮。后两项却与当下朝廷的一贯做法完全相反。
第四项是“遏籴有禁”——遇上灾荒，各地州县就“环视壁立”，禁止本地粮食出境，他认为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只会加重灾情。第五项是“抑价有禁”——遇到灾情，官府就出面压制市场上的粮价，甚至直接由官府制定很低的粮价，这种事不能干。
在赵昺看来“抑价有禁”一条，可谓却是大逆不道。平抑物价是历朝历代在赈灾中常用之策，以防止商贾惜售，导致物价飞涨，百姓无钱买粮，从而加重灾荒。其却反其道而行之，遭到否决也就不稀奇了，但他对此另有解释：
“比年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谓民间无钱，须当籍定其价。不知官抑其价则客米不来。若他处腾涌而此间之价独低，则谁肯兴贩？兴贩不至则境内乏食。上户之民有蓄积者愈不敢出矣。饥民手持其钱，终日皇皇无告籴之所……若客贩不来，上户闭籴，有饥死而已耳，有劫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而米价亦自低矣。”
大意就是：以前的为政者不懂，认为民众没钱，须由官府出面压制粮价。却不知官定粮价后，别处粮价高，此处粮价低，商人自然不愿意再将外面的粮食运来。外粮不再进来，境内就会缺粮。境内越缺粮，家中有积蓄的富户为求自保，就越不敢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
于是，饥民们手里拿着钱，却找不到可以买粮食的地方，要么饿死，要么去抢劫。反之，如果不抑制粮价，外面的粮食不断进来，境内的富户也敢把粮食拿到市场上，粮价就会很自然地降下来。
其中还说，自己在走访中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饥荒年份，有余粮的富户，并不愿将粮食卖给本地民众，反与“外县牙人”做生意。究其原因，仍然在于上面对米价的压制。
政策的本意虽是“存恤细民”，想要帮底层民众一把，但却造成周边地区米价高于本地的状况，有粮的富户不愿贱卖粮食，民众找富户加价购粮，富户又怕违反政策被人告发。所以，最后只有外地来的粮商能从他们手里买到粮食，本地民众反陷入更深的饥荒。董煟说，如果我们不压制粮价，考虑到运费、人情等因素，富户们自然会优先选择将粮食卖给本地民众。
另外在奏折中还言：“凡贩米客商逐贵去贱，本不待教而喻。凡米价贵贱，视被灾浅深：灾浅者价贵，灾深者价必尤贵。若必限定到某处粜卖，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价更贵于所报往卖之处，则此地之饥困必更甚于彼地。”
“客商不敢违法而擅卖，贫民嗷嗷待哺，必欲强买，窃恐争夺抢攘之患，更必丛生矣。大凡米价腾贵之地，一遇客商辏集，价必稍减。此地稍减，又争往他所。听其自便，流通更速。若价昂既不敢卖，价减又不得不卖，商贾用本求利，必视此为畏途而观望不前。”
大意是：粮商们追求利润，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米价的贵贱，又与灾情的深浅直接相关，灾情轻的地方米价比平常贵，灾情重的地方则尤其贵。运米沿途出现米价更贵的地方，往往也就意味着此地的灾情更严重，但粮商已由官府指定卖米地点，不敢违法卖米给他们。
这些灾民嗷嗷待哺，为求活路定要强买，武力冲突必然层出不穷。其实，米价高涨之地，粮商蜂拥而来后，米价必然会降低。这里粮价降低了，粮商又会跑去别的地方。官府不强行指定地点，让他们自己干，效果会更好。
但如今的政策，导致粮商在粮价上涨之地不敢卖粮，在粮价下降之地不得不卖粮。粮商们是拿着本钱去求利的，如此两难之下，他们的选择将会是观望不前、不再从别处买粮食运过来，灾民的状况也就会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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