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人（中篇）张宝同
我们是在第四天下午坐上从渭南开往西安的火车，到达西安时，已是晚上，从火车车厢一下来，我妈妈就倒在站台上放声大哭起来。看着旅客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在围观，我吓得也哭了起来。等西安车站的领导带人赶来时，我妈已经昏倒在地上。他们赶紧把我妈抬到了一个休息室里。
那几天里，我妈妈一直在哭，因为家里的支柱倒了，最亲最爱的人没了。来车站领导不同意我妈去见我爸的遗体，可我妈死活闹着要再见我爸一面，领导只得带着人陪着我妈去殡仪馆去见我爸。可是，我和妈妈见到的只是一个玻璃棺材里有一个完被红毯紧紧包裹着遗体。我妈妈发疯般地扑过去，要看清楚，可是，马上被旁边的人给架走了。
出了这样的事，家里的孩子自然要由车站负责抚养，当时我爸的工资是五十多元钱，给我哥我姐和我三人的抚恤金是工资的一半，即每月95元。除此之外，车站领导对我妈无论她提出什么条件都会尽量满足。我妈她要工作，而且三个孩子以后长大都要接班工作。车站领导同意让三个孩子接班工作，但没有同意让我妈来车站工作，因为我妈是脚，不识字。
来，车站还给了我家一笔救济金，可是，我那该死的爷爷，不知何时已经从牢房里出来了，竟然匆匆赶到了车站，理直气壮地要代表我们家处理善后事宜，我妈妈是女人，又没有文化，所以，就只好让我爷爷出面与车站交涉。等我爷爷离开之后，我妈找车站领取恤金和救济金时，车站领导钱已经让我爷爷部领走了。
在1961年那个暴雨季节，我们家在一个星期里就死去了两个人，当我妈两手空空地带着我回到洛河桥边时，我妈妈就觉得有些活不下去了。她坐在河边嚎啕大哭起来。在西安车站时，她是为我父亲的死而悲恸，现在，她却在为以后该怎么生活而痛哭。想当年我妈妈用她那满是血泡的三寸金莲步行了三个多月去找我的爸爸时，遇到了千辛万苦都没有哭过，可是今天，她却哭得死去活来，因为那时她心里怀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对我爸爸的深情爱意，内心有无比的勇气，身上有着无穷的力量。可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破灭了。
爸爸死后，我们没法再在洛河桥边住下去了。我们过去在这里住是因为有我爸爸，他肯定会回来把我们带到西安。可是，现在他不在了，不会再有人来管我们了。而且，工程处也会在大桥修好之后离开这里。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回大泽乡的老家。
大泽乡曾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他们的起义导致了秦王朝的覆没。这里还是淮海大战的战场，**的主力黄维兵团就在这里折戟沉沙。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将会永远地被人们所铭记。在大泽乡那里也有我们家许多的房子和宅子，还在大片大片的梨园和枣林，当然还有我妈妈的婆婆。可是，我妈妈恨透了她的婆婆，死活不想回去，也不想让我们三个孩子回到农村。
我妈妈不想让我们回老家还有一个原因，那里实在是太穷了。我的姥姥，我妈的母亲因为年老体弱，丈夫病逝，三个女儿都远嫁到了外地，唯一的儿子又去了新疆打工，无人照管。虽然我舅舅给她寄来了一些钱和粮票，但都让生产队的人给截去了，病中饥饿的老人来到生产队的食堂里讨要口饭吃，却让人给撵了出来。老人回到家里，就给生生地饿死了。
我曾在十岁时跟妈妈回过一次老家。老家的房子已经残破不堪，有些是亲戚在住，有的已经给生产队当了仓库。比足球场还大的梨林和那些枣树都由一位表哥在管理。听妈妈那边的梨非常有名，因为砀山就在我们家旁边。可是，我们回到家里，梨早就让表哥给卖光了，我们连一个梨核都没看到。因为我爸家没有什么亲人了，她的婆婆也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几乎都是在我舅家住着。我舅家很穷，每顿做饭就是煮上一大锅红薯，红薯煮熟了，一人拾上一碗就是一顿饭，既不要桌子也不用筷子。我跟着舅舅下到地里看他们劳动，一次是他们用耙子把地里的玉米根子刨出来，把根结上的泥土甩干净，然后晒干当柴烧，因为那边烧柴还很困难；还有一次是他们队里的人分红薯。红薯大堆大堆在堆在地边，几个人用肩膀杠着大秤给每家每户分红薯。各家各户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忙着用大筐筐往着家里运红薯。听舅舅这是家人一年当中八个月的口粮。也就是他们在一年当中的八个月中，天天顿顿都要吃红薯。所以，以后再回老家，我就直摇头。
因为跟着妈妈回过了老家，我才知道妈妈当时为啥死也不肯回老家。老家太穷了，自然灾害的那几年，不知有多少人给活活地饿死，凡是从老家出来的人没有人想再回到那里。直到8年代初，在安徽附近各大城市里的饭馆里，还能看到许多来自我们家乡的乞讨者。所以，我在1978年看到凤阳县岗村有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的消息时，竟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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