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东京的暗流和宗泽钓鱼的手段将会如何发展和演变，单辽东的这场慢战，在夏日里发打得叫人为难。
虽然黄杰一早推算出金人不耐热战的原因就是地域原发性的高血压，黄杰倒是希望宗望每天都派个至少五万人出来，然后摒弃骑兵的有利条件就跟大宋步卒来死磕，一天杀他一万人马，区区五十万金军也不过就是两个月功夫的事儿。
可人家也不是傻的，尤其是宗望这厮简直比特么狐狸他爹还精明，都没等黄杰使出什么招数就已经看破了计谋，每天就派个万人规模的队伍出营列阵，并且故意把战场设定在辽阳城前不远不近的地方，不远是指离辽阳城不远，不近则是离金军大营不近。
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靠的近了让黄杰误以为他要攻城，更害怕离得远了黄杰会寻着机会来攻他的大营。
前面过，两军在辽阳城前对峙的这半年里，他既“感到被动”又“不敢动”，不论是在临清，还是在汤池堡，他都见识过宋军先进武器的犀利，从雷神火炮到新式的毒气弹，任意一种若是能让他取来使用的话，他有信心轻易攻下任何一座辽国号称坚城的城池，所以他不敢轻易妄动。
所以，对于手上掌握着此等利器的黄杰，他除了严防死守之外，还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哪怕明知道放弃金军的超强机动能力来打这样的攻守之战无疑是自缚手脚，可他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来阻止黄杰的突进。
不过，毕竟宗望也算是金国有数的战略大家，在发现了黄杰这边也是十分谨慎，并且丝毫没有任何想要冒进的想法之后，倒也乐得与黄杰玩起了这个“你拍一、我拍一，排排坐吃米米”的游戏，每旬日的初一、初三、初五、初七约战，派个万把人凑凑乐子，其余日子就好生休息。
当然了，宗望私下里也去信吴乞买，搞起了科技树的升级，至于他能不能找人研究出雷神火炮等黑科技，这也就一时难了。
反正，进入六月之后，金宋两国在辽阳城前的战事彻彻底底算是进入了“慢战”的状态，对于这种“慢战”古人倒是有个专门的词汇用来描述，那便是“鏖战”，瞧瞧这个字上鹿下金，寓意就是一头鹿放在大锅里熬煮，用火慢炖的意思，是不是特别形象？
不过，战事虽然打成了“鏖战”，但在战场之外有一些事情的进展却是变得快了起来，一方面是金宋两国来往的使者脚步跑得飞快，虽然秦桧作为宋廷的权代表坐镇辽阳与金国商谈，不过负责通报价码和消息的渠道却故意避开了军驿，由宋廷派来的宣慰使权负责，甚至也不知道是为了避嫌还是避免黄杰从中作梗，这些家伙甚至还服了金军对辽阳走陆路进过锦州从得胜关入宋的信使大开绿灯，完不用水军跨海传递消息了。
另一方面，黄杰除了耐着性子与宗望在辽阳城前“过家家”的同时，当然也没闲着，任命镇江府知府兼领扬州知州张叔夜的二子张伯奋、张仲熊为征北水师正、副统领，领着此次从扬州发来的艨艟舰队把整个辽东湾当成了自家的澡盆子一般，不许金国哪怕有片板可以下海。
此外，专职在辽东半岛搞事情的敢战士第一军的孙新等人，通过扮成商队、土匪、流寇，采用坑蒙拐骗偷的手段，迄今为止已经设法弄走了超过十五万以上的人口，差不多将近海五百里范围内的山野乡村给搜刮了一遍，只是如今依旧没办法撬开一些金属县的城门，把里面的百姓都弄走。
无奈之下，黄杰只能换了个思路，设法从之前弄走的百姓中寻找和培养出一批带路党出来，让他们潜回辽东设法把消息传播出去。
之前从辽东弄走的百姓，黄杰将其中绝大部分都发往了山东，在给予安家费的同时，也给予的大宋户籍，将非农业人口向城镇强制分流的同时，也将农业人口进行了区分和改造。
对于只会种田的辽东汉人，通过王黼操心修订后的《新青苗法》借钱鼓励他们向大宋的地主租赁土地进行耕作，而对于那些只会放牧的杂胡、奚人、渤海人等，则同样根据《新青苗法》借钱鼓励他们去西北发展畜牧业。
就目前而言，相当一部分被强制移民过来的辽东百姓，在分流去了山东各地之后，都依约用《新青苗法》给的贷款租赁到了土地，甚至一些分流时来强制安排在城中的手工业者和匠人，在瞧见当真可以按照政策用贷款购买土地后，居然干干脆脆放弃了城镇户籍，哭天抢地的要贷款租地。
一时间，山东各地的原门庭冷落，就快要被取消编制的公田所顿时车水马龙热闹了起来，门槛都换了好几回。
对了，这公田所也叫“西城所”或“括田所”，政和初时﹐宦官杨戬主后苑作时﹐胥吏杜公才献言汝州（今河南临汝）有地﹐遂置为稻田务。政和六年（1116年）改名公田所。到了宣和初年﹐又有张佑主营缮所﹐李彦主西城所﹐亦为检括公田机构。
宣和三年（11）﹐杨戬死﹐李彦将后苑作﹑营缮所的公田﹐皆并入西城所。
而西城所所使的公田之法﹐一种是取民间田契根磨﹐如田今属甲而得之于乙﹐则从甲索乙契﹐复从乙索丙契﹐辗转推求﹐至无契可证﹐则指为公田﹐量地所出﹐增立官租。
另一种是按民契券所载顷亩﹐而以新颁乐尺打量﹐旧尺一亩约当乐尺1869亩﹐即以其赢拘没入官﹐创立租课。
而且，“黄杰前”之所以有梁山贼人起事，其起因也正是因为梁山泊的八百水泊被收入西城所后﹐立租算船﹐日计月课﹐蒲鱼荷芡之利﹐纤悉无遗，逼得当地百姓忍无可忍。
不过，这些都是“黄杰前”的事情，如今的公田所正式更名在乾道三年元月，隶属于户部，由王黼作为直属最高上司，一不搞索取田契根磨，二也不去弄什么新尺旧尺，而是以山东、陕西两路为试点，火速施行起一项被夹带在《新青苗法》里的隐藏法令，也即是《新青苗法之一条鞭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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