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术死后，曹操进入寿春，当时山贼陈策在庐江聚众数万人，并据险而守，曹操曾派偏将试图消灭但不果。
曹操于是询问群下问可否征伐。
很多人都认为山贼据险而守，难以攻克，而且无足轻重，不应征伐；但刘晔认为其实是偏将资历不足和天下未定而令山贼仍敢对抗，而当时局势已经大致稳定，应该先悬赏劝降，再用军事实力进逼，那山贼就会自己溃败。
曹操同意，并派资历深厚的猛将于禁在前，大军在后，最终如同刘晔所预测般平定陈策，战后曹操辟刘晔为仓曹掾，随军听命。
刘馥，字元颖，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在东汉末年曾到扬州避乱，后在建安初年劝服袁术将领戚寄和秦翊带着部队一起去投奔曹操。
曹操非常高兴，任命他为掾属。建安五年，庐江郡太守李术袭杀扬州刺史严象之后，庐江人梅乾、雷薄、陈兰等各自趁乱聚集数万人，分布于江、淮之间，当地郡县都因江淮地区局势混乱而残破荒废。
当时，曹操正专注于安定内部的动乱，难以抽身，认为刘馥可以稳定东南地区，于是表奏刘馥为扬州刺史，当时扬州属下只有九江郡控制在曹操手中。
刘馥受命后，单枪匹马来到合肥空城，在那里建立了扬州的新治所（原治所在历阳）；同时安抚和稳住梅乾和雷薄等地方武装势力，使他们安心驻扎，其后他们也陆续归顺，且向合肥缴纳贡赋。
刘馥在任的数年期间，在当地大行恩惠与教化，百姓非常满意他的治理措施，有数万名以前因避乱而到附近州郡流浪的江淮人又都回到原居地。
随着人口渐长，刘馥又汇聚儒人雅士，兴办学校和进行大规模屯田，修建芍陂、茄陂、七门、吴塘等土坝蓄水灌溉稻田，使官府和百姓都有了粮食储备。他又建筑高城垒作守护，积聚木石、以草和棕榈叶编织大量草苫、储存数千斛鱼膏等作为作战防御准备。
曹操听到孙策的死讯，打算乘孙权等正在办丧事之机，大举讨伐。
建安四年的时候，孙策派遣张纮出使到许昌商议偷袭邺都，两军合击的策略，被曹操留在许昌。
张纮听说曹操准备征伐江东，于是对他进行劝谏，认为乘人丧事而用兵，既有违传统的道义，如果攻而不胜，还会使两方结仇而丢弃往日盟好，不如借此机会厚待江东。
另外曹公你北方未定，孙权南方也不平静，你们双方不如各自潜心发展势力，孙权还可以帮你牵制你南边的刘表。曹操听取了他的意见，当即上表任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会稽太守。
曹操想让张纮辅佐孙权，劝导孙权归附自己，于是，上表推荐张纮担任会稽郡东部都尉。
张纮来到吴郡，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认为孙权年纪尚轻，委托张纮与张昭共同辅佐孙权。张纮一心辅政，尽心尽力。
吴夫人向扬武校尉、会稽人董袭说：“江东能保得住吗？”
董袭说：“江东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孙策将军的恩德留在民间，孙权将军继承基业，大小官员都拥护他。张昭主持大局。我们这些武将作为爪牙，这正是地利人和之时，万无一失，不必担忧。”
孙权派遣张纮到会稽郡上任，有人认为张纮在许昌日久，疑心他的志向不仅在此，但孙权并不因此而介意。
同时，孙权做了几个军事上的决定。
首先，表奏朱治为吴郡太守，行扶义将军，以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食邑，设置长吏。后来朱治参与征讨夷越，平定东南，擒获黄巾余军陈败、万秉等。
其次，任命朱然为余姚长，随后又任其为山阴令，加折冲校尉，督领五个县。孙权对朱然表现出的才能感到惊讶，分丹杨为临川郡，以朱然为太守，授二千兵给他。正值山贼四起，朱然出兵讨伐，约一个月时间便平定乱事。
孙权又任用徐盛为别部司马，率军五百人守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并担任柴桑县令，以抵御黄祖的入侵。
朱然，字义封，丹阳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当时朱治未有子嗣，于是请求孙策把朱治的姐姐的儿子施然（时年十三岁）作为子嗣。
孙策遵从朱治的意思，命令丹杨郡守以羊酒为礼召请施然，施然来到吴后，孙策厚礼相贺，施然遂改姓朱。公元200年，朱然曾经和孙权一同读书学习，友情颇深。
徐盛，字文向，琅邪莒县（今山东莒县）人。
徐盛在汉末因战乱客居江东，由孙权所设“招贤馆”登用，从而开始辅佐孙吴。
曾以二百人助孙策击退数千人的黄射军，后来孙权加徐盛为校尉、芜湖（今属安徽）县令，又因为徐盛讨伐临城南阿（今安徽青阳南）一带的山贼有功，加徐盛为中郎将，督校兵。
曹操想让有名声的谋士都为自己所用，于是请求孙权调华歆到许昌做官。
孙权不想让华歆离开，华歆对孙权说：“曹公诚心与您结为友好，这才不趁乱攻打将军，又放张纮回来，与您结下友谊，但这份友谊还不牢固。让我去那边为您加深，岂不更好？今天您留我是养一个无用之物，这不是好办法。”
孙权听了很高兴，于是答应送他入许昌。
听说他要北上赴任，宾朋好友及昔日同事千余人都赶来相送，并赠送了数百金的巨额钱物。华歆是来者不拒，暗中却在赠金上作了标记。
临行之日，他把那些全摆出来，对送行者说道：“本来没有拒绝诸位馈赠之心，所以收受的礼品很多。想着我这次是孤零零地单车远行，本来是无罪之身，但怀藏壁玉就有被杀的理由，望宾朋好友为我想一个万全计策。”
谁也没有保证他带着沉重的金银珍宝上路，而十分安全的计策，众人只好收回原来的赠予，并佩服他高尚的品德。华歆到许昌后，被曹操收归帐下，参谋军事。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性，晓得当时进举人才的制度存在种种弊端，他也听说过“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样的童谣。
曹操意识到选拔人才的大权为权门势家所把持，汉代察举虽然标明德才兼顾，实际是重德轻才。
从科目的确立到取人的标准、条件等都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
伦理道德的评价常以统治者自身利益为转移，因此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主观随意性。
所谓孝悌廉公，德性高妙，志节清白，敦厚直朴，勇猛刚毅……都浸透了剥削阶级的私利。
因此察举标准常随秉政握权者的临时需要、主观意志和个人好恶而变动，这就为任人唯财、唯亲、唯势大开方便之门，可见，以德才举人并不能真正贯彻执行。
在一般情况下，普遍存在着重德轻才的偏向，而且大量产生德才全然不顾的现象。
东汉中期，南阳涅阳（今河南镇平）人左雄（字伯豪）握权，曾试图纠正德才相违、重德轻才、崇虚厌实的弊端，实行加强考试和复核、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等措施，这自然是察举制度的改革和一大进步，但考试内容过于狭窄，考试中作弊现象也屡见不鲜。
看来请托贿赂，营私舞弊，弄虚作假是剥削制度的痼疾，只有消灭剥削制度，清除私有观念，才能革除此弊，真正做到人才辈出。
曹操一向唯才是举，举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人才，他所不看中的德，也不是忠诚等基本的德行，而是汉儒生所宣扬的“三纲六纪”等。
只要军队的掌控权在自己手里，曹操最需要的，就是品行不论的人才。
曹操看到社会的资源总是被那少数的人攫取，然后又被他们的子子孙孙紧紧掌握着，偶有少数贫贱之士获得晋升的机会，不过是封建德政、盛世的点缀，而且连这些人也要以效忠于封建王朝为前提，不可能为真正利国利民的志士仁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
因而耆宿大贤多见废弃，权门势家把持察举大权，必然做伪成风，流弊百出。
在察举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权门请托，贵戚书命、行贿作弊、走后门、跑关系等腐败现象，虽多次明令禁止，但仍层出不穷，至东汉后期更是愈演愈烈。
曹操对行贿成风，后门洞口，人才不继感到痛心疾首。
又因丧乱以来，学校多废，后生不见仁义礼让之风，遂下令郡国各修方学，县满五百户，即置校官，选乡中俊才教学。公卿、六百石以上官吏及将校子弟为郎、舍人者，皆可诣博士受业。能通一经以上，由太常分等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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