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曹操新到幽州，看到边境法令不严，不足以约束地方上为非作歹的豪强，于是大力整顿。
这时恰逢台骀武断处置奏章之事，各地人心不安，涿郡太守高平下狱而死后，他背后的势力故安（今河北涞水西南）人赵犊、霍奴等惶恐之下兴风作浪。
这二人又联络辽西、辽东、右北平等三郡的乌桓部落进攻鲜于辅据守的犷平（故城在今北京市密云县密云水库东北石匣村一带）。
十一月，曹操大军讨伐赵犊等，杀死赵犊等人。于是，曹军又渡过潞水去援救犷平鲜于辅，乌桓部落退到塞外。
而又由于牵招将治所北移至边塞，并州南部的张晟、张琰兄弟聚集起一万余人，侵掠并州南部，杀害上党太守，并派兵拒守壶关口。曹操派部将李典、张辽进击，与牵招遥相呼应。
东汉时期，整个中原世族最有影响力的，要数颍阴荀氏。
东汉时期的荀淑，为战国荀卿第十一世孙，品行高洁，学识渊博，乡里称其为“智人”，曾征拜郎中，再迁升当涂长，当时名士李固、李膺都曾拜他为师，后出为朗陵侯相。
荀淑办事明理，人称为“神君”。他的8个儿子，并有才名，人称“荀氏八龙”，分别是：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旉。
荀淑的孙子荀彧、荀谌、荀衍、荀悦，从曾孙荀攸等人，都是汉末之际的风云人物和曹操集团的重要谋士。
荀彧对曹操雄踞中原起到了居中调度的作用，成为曹操集团中重要的谋士，曹操把他比作张良。荀彧长子荀恽官至虎贲中郎将，娶曹操之女为妻，三子荀俣、五子荀诜、六子荀顗等俱在曹操手下担任要职。
荀爽，字慈明，是荀彧叔父。荀爽是“荀氏八龙”中的第六位，若论才学，则数第一。
当时有“荀氏八龙，慈明无双”的评赞。他自幼聪敏好学，潜心经籍，刻苦勤奋。
汉桓帝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荀爽至孝，拜郎中，对策上奏见解后，弃官离去。为了躲避党锢之祸，他隐遁汉水滨达十余年，专以著述为事，先后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汉语》、《新书》等，号为硕儒。
党锢解除，司空袁逢荐荀爽为官，不就。刘协即位，爽避而不及，遂为平原相。行至宛陵，追为光禄勋，任职三天，又迁司空。荀爽见董卓残暴，参与司徒王允谋除董卓之义举，举事前病卒。
荀悦，字仲豫，是“荀氏八龙”中老大荀俭的儿子。荀俭早卒，荀悦幼时聪慧好学，因家贫无书，每到人家，遇书即读，过目成诵。十二岁时，能说《春秋》，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因见阉官用权，荀悦托疾隐于家中，当时人不了解他，只有从弟荀彧特别称赏钦佩他。
曹操北上后，荀彧等举家迁徙。又因豫州新政普及，荀氏逐渐衰微。
当时政权掌握在台骀手中，汉帝只是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荀悦有志为朝廷贡献自己的才干，但他的谋略都无处施展，所以撰写《申鉴》五篇。
书中的主要内容是：“治理天下的办法，首先是消灭‘四患’，然后要推行‘五致’。
以虚伪败坏风俗，用私心破坏法纪，行为放荡而超越正常规定，奢侈靡费而损坏国家制度，不消灭这四种现象，就无法推行政令，所以称之为‘四患’。
振兴农业与桑蚕业，以保障百姓生活；分辨善恶，以纠正民间习俗；推行文化教育，以改善社会风气；建立武备，以维持朝廷的威严；赏罚分明，以统一法令，这就是‘五政’。
百姓不怕死，就不要以刑罚来恐吓他们；百姓没有生趣，就不可能劝导他们向善。
所以，身居高位的人，要先使百姓富足起来。使他人安居乐业，这就是保障民生。
对于善、恶，要以功、罪为标准来判定；对于毁谤与赞誉，要用实际效果来进行检验。
对人不仅要听他的言论，更要观察他的行为；不被他的名声所困扰，要考察他是否名实相符；不能让虚伪狡诈的人得逞，免得人们去纷纷仿效。
因此，没有奸怪的习俗，民间没有*之风，这就是纠正民俗。
奖励与羞辱是赏赐、惩罚的核心，所以礼教规定，荣誉与羞辱只能施加于君子，以改变他们的内心；枷锁与鞭笞则专用来对付小人，以改变他们的行为。
如果不推行教化，就会使中等资质的人也堕落成小人；而推行教化，就能使这些中等资质的人升为君子；这就是改善社会风气。
作为统治者，必然要拥有军队，以防备不能预料的变化，平时用来管理内政，战时则效命疆场，这就是维持威严。
赏赐与惩罚，是执政的权柄。
君王不随意赏赐，并不是爱息财物，而是因为，随意赏赐，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导人们行善；君王不随意惩罚，并不是姑息怜悯，而是因为，随意惩罚，就不能使惩罚来打击犯罪。
赏赐而没有起到劝导的作用，就是阻止人们行善；惩罚而没有起到打击的作用，就是纵容人们作恶。
作为统治者，能够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不纵容下面的人作恶，则国法确立，这就是统一法令。
除去了‘四患’，又建立了‘五政’，诚心诚意地执行，长期坚持，简要而不懈怠，疏阔而不遗漏。这样，不需劳神费心，天下就能太平了。”
台骀得管宁推荐而见《申鉴》，看他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与自己所想暗合，不禁大为感叹荀悦的远见。
台骀立即将荀悦征召而来，表奏其为豫州牧，与郭典等一起编纂法令。
荀悦到任以后，还提出了“六主”、“六臣”的概念，所谓“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所谓“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
他以两汉各代君臣为例，分析了在这些标准下划分的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影响，同时深入探讨了不同品类君臣产生的原因：
“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
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有难之难，暗主取之。
无难之难，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
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无罪之罪，忠臣置之。”（《杂言上》）荀悦关于君臣“二难”、“二罪”的分析，是客观反映了现实中的君臣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主贤臣所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
荀悦对于君臣的品评，自有其深意在，着意于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不同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与国之兴亡密切相关的。
从先秦时起，对君臣类别的品评即已开始，在这些品类中，以《管子·七臣七主》篇的品分最为详细。文中以君主对法的态度、立场和实行情况为标准，把君主分为七种：申主、惠主、侵主、芒主、劳主、振主、亡主。
荀悦对君臣品类的划分，与《管子》一书对君臣品类的划分相比，更着意于不同品类的君臣对于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国之兴亡的密切关系。
出现这种不同，是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
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后，君主的才能、品性更密切的和国之兴衰联系在一起。
同时，臣对君的依附性也在加强，臣的独立性逐渐丧失，进而成为君权的附属，此时的君臣关系，与先秦时裂土分封下的天下共主与各诸侯王的关系相比，无疑更为密切。君臣的不同品类，也无疑更为密切的和国之兴衰联系在一起。
荀悦论君、臣的差别，同论君、臣、民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他政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荀悦认为理想的君、臣、民的关系，是以君主为主导的三者统一体。
首先，“君臣互为依存”，荀悦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应该是“上下有交”。
在君臣这对互为依存的关系中，君的作用是居于主导的。在进谏与纳谏过程中，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次，“君”与“道”发生冲突的时候，“从道不从君”，以道义制约君权。
再者，君为元首，民为手足，君民关系的处理与社稷存亡紧密相关。荀悦认为，“爱民如子”和“爱民如身”都不能算作“仁之至”，只有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才是真正的爱民之君。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所涉及的八个方面：德、能、功、罪、行、言、物、事，包括了功罪封赏，也包括了人物评价，最终归结于社会风气的养成。
“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其中寄寓的是荀悦对于理想社会政治状况的追求。
荀悦在《汉纪》一书中，对纲纪制度反复强调，希望通过“立制”来维护政治统治秩序。核心即是为了保证上下有序，不可僭越。
荀悦所著《汉纪》、《申鉴》，都寓有资政之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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